个人尊严与国家尊严
受传统文化影响，每一个中国人生来就有一种“集体”高于个人的价值认同。不要说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以天下为已任的知识精英，哪怕贫贱且文盲的乡野村夫，也知道“家庭”幸福高于个人幸福，为了家庭情愿忍辱负重。这种价值认同放而大之，就是家族、国家的利益与尊严永远高于个人的利益与尊严。
一个大家庭，哪怕平时有人持强凌弱，兄弟因此反目，然而一旦为恶者受到外界的批评与指责时，受欺压者也会噙住泪水为兄弟辩护。因为在中国人潜意识里，家丑决不可外扬。家庭的尊严相对个人的尊严来说要重要得多，兄弟如此，夫妻如此，家族如此，国家亦如此。这就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“集体的价值高于个人价值”，集体永远占据着道德的最高点。
中国的历史多灾多难，经历了太多的分分合合。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然而当国家处于分离状态时，人人忧心忡忡，象失去依靠的孩子，仁人志士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，致力于国家的大一统。在这期间，个人荣辱得失统统不予讲较，最终国家终于定于一统，其后维护这种大一统的稳定性又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最高道义责任。正是国人这种家国同构的价值认同，才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却始终屹立不倒的凝聚力来源。
集体的尊严高于个人，这已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意识。国人最痛恨的一种人，不是杀人如麻的魔王，不是奸淫掳掠的强盗，而是敢于蔑视集体荣誉的人。一个人一旦在道德上背上“汉奸”恶名，恐怕永世不得翻身，哪怕他的行为完全是正义性的。我们往往会看到一种非常荒谬的事实：哪怕这个国家处于一个非常残
“有国才有家，有家才人”是这群人天经地义的伦理道德。然而，他们却忽略一个常识性的问题：“人来世间一遭，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人来世上，难道不是为了追求幸福与快乐的生活吗？正是因为要快乐幸福，两性才结为夫妻，生成育女组成家庭。家庭与家庭聚居在一起形成族群、社会。族群与族群聚在一起形成国家。为了群体生活得更有秩序，根据多数人习惯形成了道德，根居力量的对比形成了政治。人，原是一切根本中的根本，这本是常识性的问题，而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却一直处于本末倒置的混沌状态，认为国家、集体这些后天形成的东西至高无上，以至于对于能够掌握国家权力的真龙天子顶礼膜拜。直到西方文化的强行切入，我们才开始了遮遮掩掩的启蒙。
我们可以把今天社会急剧的贫富分化归罪于政治专制，吏治腐败，可以把穷人的苦难归罪于权贵集团的贪娈无度。指责是最容易的，但是凡是有果必有因，如果再往上追溯原因，当然是当代的共产运动扼杀了近代革命的民主幼苗，是马列文化推毁了传统的伦理价值观。然而，我要追问的是：为什么当初是马列文化主导的共产运动取得了最终胜利？
要知道自鸦片战争国门被西方列强野蛮撞开后，率先传入中国的文化可是基督教文化。基督教是多数欧洲国家的国教，可见其强大的生命力，然而进入中国后却遭到了义和团式的强烈抵抗，直到今天它也不能形成一股有影响力的文化。其后传入中国的是科学、民主、自由主义等等各种思潮。“五四”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史上思想最繁荣的黄金时期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偶然，但是它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绝对不是偶然。同基督教受到中国人的强烈抵制，自由主义只得多少数知识精英的认同相反，马克思主义一来到中国就得到了底层知识分子的热烈认同，从而得以快速传播，最后竟形成了颠覆性的力量，它绝不是偶然。
这是为什么呢？如果我们反思一下：不论是“替天行道”的绿林好汉，还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已任的知识分子，无不是把“天道”作为最高道德目标。，绿林好汉的“天道”虽然也有追求公平正义的诉求，但是很显然这种正义是以国家为道德座标，替天行道的最终目的是为国家惩奸除恶。知识分子的平天下的目标也是以国家为道德标尺，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强大。这里的天道显然不是天理正义，替天行道的绿林好汉行的为了所谓“天道”可以杀人如麻；平天下的知识分子的“天道”更是国家道统，主张用严刑峻法来约束民众。绿林好汉与知识分子的道义来源于国家主义的集体价值观伦理，而马克思的乌托邦理想国正是为底层大众提供出一种新的理论依据；无论是历史，还是民间的戏剧与故事，对于正义的歌颂，无不是诗意化的结果，在追求过程中的血腥与残暴，都因结果或目标的正义性而被诗意地美化了，这些价值判断无不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相吻合；中国人历来讲究有仇必报以血还血，决不宽恕敌人的铁血主义正义观，无疑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一拍即合。传播博爱精神的基督教文化因为与中国文化相排斥，很难成为中国人的信仰。相反，马克思的集体主义伦理，刚好迎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伦理，斗争哲学刚好迎合了底层大众绝不妥协的铁血精神，平均主义刚好迎合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均贫富的梦想，所以才使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，由最初的星星之火到后来的全面燎然。伟人的作用，只是顺势点燃了众人心中的那团火。
谁也不能否认当初共产党人的崇高与伟大。为了拯救大众于水火，为了构筑心中的理想国，多少人浴血沙场，多少人面对强敌誓死不屈，多少年轻的共产党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，显然不是为了他们的后代升官发财，贪污腐败。乌托邦理想国是中共最高的道义资源，正因为这个原因，不光是一无所有底层的农民，包括民族资本家，知识分子，部分国军将领，都聚集到中共大旗下。也就说对集体主义价值伦理的高度认同，使得人们抛弃了个人利益与恩怨得失，共同将中共推上了政权的宝座。中共取得政权，决不仅仅靠的是撒谎与暴力斗争，而是当时多数人对价值观作出选择的结果。
建政前，中共巧妙地将国家主义伦理等同于正义，将国家希望等同于共产运动，将共产运动等同于党组织，最后将党组织这个集体等同于正义，永远代表着伟光正，掌握着道义的制高点。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集体荣誉、集体利益至高无上，才铸就了当初共产党人不计较个人得失荣辱的视死如归气质。正是因为党员对乌托邦国家理想的高度认同，才形成了党组织高度的集权，铁一样的纪律，产生了强大凝聚力与战斗力，最终取代了权力割据的国民政府。建政后，中共又将维护国家主义等同于维护正义，将行使国家职责的政府等同国家，将支配政府的党等同于政府，于是维护党至高无上尊严与权威等同于维护国家尊严，等同于维护人间正义。
然而，正是因为当初的共产党人对国家伦理的高度认同，使得人们对乌托邦理想国不得有任何怀疑与异议，更不可对代表这种伦理价值的党组织有任何质疑，才使得党组织的权力被无限放大；正是因为共产党人当初为了集体利益，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，放弃了人作为独立个体应有的尊严与自由的权利，在一次次整风运动后，党的意志通过党组织渗透到每一个党员思想与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人逐渐沦为集体利益的工具。五四以来才刚刚觉醒的个人尊严，平等与自由等民主价值观的幼芽，在中共集体主义伦理观中被扼杀了。建政后，沦为工具的党员又将党的意志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，直接导致了中国人在几十年间人性被极端地摧残与异化。
正是因为中国人千百年来对国家、对族群非理性的崇拜所形成的集体主义伦理，既是皇权专制的伦理基础，也是后来马克思主义登堂入室的思想基础。没有对集体的高度认同与归属感，就没有后来的极权制度，正是因为中国人普遍地对生命个体尊严、自由之权利的集体无意识，才是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猪圈中的根源。
中国传统文化，不管是正史还是民间故事，无不是无限赞美与拔高集体荣誉。只要是为了国家的强大，不管是杀人如麻的残暴战争，还是忍辱负重的无辜牺牲，都被无限诗意化与道德拔高。天、地、君、亲、师、我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隶属关系。国家是崇高的，而个人是渺小的。既使在古代的民本思想里，所谓民为贵君为轻，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，这里的“民”也不过是作为国家而存的，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。在传统文化里，你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对个体生命的思考，更找不到对生命尊严与自由赞美的文章或民间故事。
正是因为我们对个人隶属于族群、国家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伦理非理性的认同，才使得掌握集体权力的人无法无天。而中国人无论是做官还是经商，最终目的还是追逐对集体权力的支配权，我们的人生目的不是打碎猪圈，过上自由的幸福生活，而是为了做猪圈的主人。
然而如果国家象个大猪圈，她的繁荣与强大，虽然也可以带来猪食的富足与猪群的繁荣，但是很显然，国家地位的上升并不能带来猪群地位的提升。猪养得再肥再大，人家尊重的也是猪圈主。只有砸碎猪圈，过上有尊严有自由的人的生活，国家荣誉与个人尊严才是一致的。
我们常常把国家尊严等同于个人尊严的保障来源，把集体价值等同于个人价值的来源，结果绝大多数人沦为国家围墙上的一块没有个体价值的砖，仅仅作为国家城墙的意义而存在。什么时候我们在概念上弄明白了集体与个人之间的明确界限，我们就离幸福生活不远了。
让我们回归常识吧，在一切价值中，只有生命是最高贵的。生命的尊严与自由，才是衡量一切道德的标尺，所谓族群、政党、社会、国家，这些后来形成的集体是次要的。
国家是要爱的，但是有一个前提，国家的存在理由是为了保障她的公民过上有尊严与自由的幸福生活，而不是相反。如果这个国家在制度上象个大猪圈，在文化上象个大酱缸，尽管猪圈里的猪群因经济繁荣而养得白白胖胖，那也不代表国家在道义上的正义性。
如果我不幸生在这样国家里，我的义务不是赞美她，而是努力拱碎猪圈，去寻找有生命尊严的自由生活，如果我没办法过上那样的生活，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也好。
